抗击疫情
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4月9日6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颁翱痴滨顿-19）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50万，超8万人死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我们思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运行和政策应对的关键。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颁贵40）成员、光大集团研究院副院长、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隔离等防控措施的社会收益远大于其造成的经济损失。政策重点应是从供给端入手，帮助受冲击的民众和公司渡过难关，避免大规模公司破产和长久失业。另外他也提醒，在制定今年增长目标时，可考虑区分上下半年。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客观看待隔离对经济的影响？
彭文生：隔离阻断了疫情的传播，挽救了大量生命，社会效益远远大于隔离造成的经济损失。采取隔离措施，除了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死亡率，还能通过其他途径增加社会收益。第一，隔离可以降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预期不确定性，有利于人们规划未来。第二，隔离措施不仅有助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也减少其他传染病的传播、降低交通等意外死亡的概率。第叁，隔离措施还减少医疗资源挤兑，提高其他疾病患者存活的概率。
《金融时报》记者：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不少国家已经有一系列宏观政策落地。您怎么看这些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效果？中国的情况又如何？
彭文生：目前，宏观政策措施无论在范围和规模上都超出了常规的理解，但大的方向是纾困，而不是刺激经济。
之所以说是纾困而不是刺激经济增长，是因为隔离措施使得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受到限制，货币刺激的作用不大。纾困的作用是帮助受冲击的个人和公司渡过难关，避免大规模的公司破产和长久失业，这样疫情消退后经济活动能够很快反弹并恢复正常。
纾困的一个重要视角是结构性，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这次疫情下的无接触经济凸显收入分配的新视角，收入差距扩大更多体现在无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大约20%至30%）和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大约70%至80%）的分化。
如何理解接触经济从业人员受到的冲击和政策救济？在纾困的视角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保险的视角。从社会整体利益来讲，这种个人的损失应该社会化，即由整个社会分担。这也是为什么此次疫情下财政政策在各国都发挥了主要作用。中国这次应对疫情的政策措施明显和以往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政策不同，更多和救助公司以及个人联系在一起，包括有针对性的免征增值税和退税、阶段性减免公司社保费、贷款财政贴息、公司缓缴住房公积金、延期申报纳税等。但和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比较，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处在发展阶段，存在纾困措施落地的问题。正因为这样，对中国来讲，应对疫情的关键是从供给端出发保就业，比如把救助公司和要求不裁员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助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金融时报》记者：您提到了从供给端提供政策的帮扶，那么您认为疫情带来的冲击主要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
彭文生：这方面目前存在争议。隔离措施限制人们外出工作和消费，所以在短期内是供给和需求的双冲击。同理，疫情消退后需求和供给会同时恢复。疫情冲击下，增长和就业下行但没有通缩压力。一个含义是，以需求刺激为导向的宏观政策可能带来物价上升压力，宏观经济运行体现滞胀的特征。
这样的逻辑推理面临两方面挑战。首先，从动态的角度看，供给和需求问题可以相互转化。就中国而言，疫情在本土的大规模传播基本已被阻断，民众在一季度的劳动供给不足带来的收入下降，意味着二季度的总需求将会受到影响，因此一定的需求管理有合理性。其次，对于全球化的经济来讲，由于疫情在不同国家蔓延的时间点有差异，一国的供给冲击可能外溢为另一国的需求冲击。进入二季度，随着中国复工复产的稳步推进，外需（出口订单）不足成为一个重要障碍，内部需求刺激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可以用来缓解通胀压力的渠道是进口。但疫情的蔓延正在导致海外供给受到抑制。在全球疫情没有明显缓解的背景下，不能低估供给端的约束。大规模的需求刺激可能更多体现为通胀上升压力，而不仅仅是贸易逆差。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供给和需求冲击哪个更重要？疫情冲击是实体变量冲击，不是名义变量（比如货币政策紧缩）冲击，货币政策的对冲作用有限。更深层次来讲，隔离措施带来的物理限制使得货币的作用降低，供给创造需求，或者说供给才是最重要的。以需求刺激为导向的政策的风险是滞胀和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房地产泡沫。
我们要把2020年上半年作为一个特殊时期，一个百年不遇、政策无法对冲的灾害来处理，宏观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在下半年恢复到潜在水平为导向。
《金融时报》记者：基于上述分析，您认为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彭文生：提升供给能力应是政策重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之下，社会各界对于政策取向的争议较大，尤其是在美国推出2万亿美元的救济法案，并意欲再推出2万亿美元的基建方案后，对于中国是否应该也推出救济或者基建刺激方案的争论更多。基于以上分析，走出疫情的关键是重视供给端，当前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是在维持疫情得到控制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复工复产，保就业。
稳妥而有序地退出社交隔离，是未来几个月恢复生产生活的政策关键。中国目前的疫情防控面临“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艰巨任务。因此，宏观政策应该以恢复和增强供给能力为重点，在加大一季度社会保险补偿的落地力度的同时，避免没有供给能力形成的纯粹需求刺激措施。
《金融时报》记者：您有哪些具体建议呢？
彭文生：有两个方面值得探讨，一个是如何把增加需求和促进新的供给结合起来，另一个是如何维护现有的供给产能。
具体来讲，首先，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在检疫检验环节、防疫物资生产等相关领域，在受到疫情冲击而产生了供给缺口的农业、物流等领域创造一批临时性或通用型的就业岗位，包括以工代赈的形式。其次，以适当方式允许或者补贴鼓励民众以摆摊等自主择业的方式增加就业和供给能力。再次，大力增加减税或者提供定向纾困资金的力度来提高公司的存活概率，防止产能急剧收缩，包括增加并真正有效发挥财政对小微公司融资担保的扶持。还有，引导公共、私人部门更大力度地投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在提升服务业效率的同时，增加无接触经济的就业机会。
应对百年不遇的大灾，财政扩张的力度应该突破惯性的约束，对应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政府债务合理增加是必要的。关键是如何用好这个资源转移，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疫情是对短期需求和供给双冲击，也超越经济层面，宏观政策不应是传统的需求刺激导向，大规模基建不可取，指望房地产拉动需求更不应该。政策应对需要人文经济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