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首要的问题是提高开放度，具体包括加快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可兑换进程，有序、审慎地促进短期资本流动的双向开放，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开放，可以促进金融市场进一步拓展其深度和广度，加大产物创新力度。
《上海金融报》:上海的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括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全球性人民币产物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您不久前指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制约因素，至今仍未有太大的变化。您能否具体谈一谈有哪些制约因素，为何没有太大变化？
连平:当前，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因素主要有:第一，金融中心的运行和管理体制欠匹配，比如行政管理仍然占主导，多头管理现象并未完全消除；第二，人民币资本和金融账户不可兑换，资本流动仍受到相对严格的限制，如人民币直接对外投资、境内银行对外放款与借债、证券公司跨境投资等均受到限制；第叁，利率、汇率尚未完全市场化，限制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影响了市场的深度和活跃度；第四，税收管制方面对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持不足。
应当看到，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上述问题正逐渐有所改善，但与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上海金融报》:您同时也指出，自上海自贸区成立以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迎来新的机遇和环境。新的机遇在哪里？
连平:自贸区是深化金融改革的一个试验田，其成立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带来的机遇主要有:一是可以借助自贸区开展各项人民币产物的创新。自贸区内政策比较宽松，有利于人民币产物的发展和创新，如利率、汇率等衍生产物均会获得很好的发展空间；二是可以借助自贸区推进上海资本市场开放。比如，沪港通已经实现了，是否可以考虑向前推进一步，促进香港和上海的金融机构共同合作，推出人民币理财产物，从香港回流资金、投资于上海市场；叁是可以借助自贸区推进离岸金融的发展。比如，可以探索将当前银行做的离岸业务嫁接到自贸区的账户体系中。此外，除了银行业的产物创新，在离岸证券、保险、租赁等非银行业务方面，也可以更好地推动创新；四是借助自贸区的平台，通过自贸区的账户体系和创新，来拓展上海的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可以考虑在上海市中心建立一个物理网点集中的私人财富中心，聚集各家大银行的私人银行中心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以提高私人银行业务的便利性和聚集程度。
《上海金融报》:有专家说，未来应该有叁种金融中心，其中之一是依托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中心。在您看来，上海是否可以作此定位？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哪些层面上有助推作用？“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全球性人民币产物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的目标能实现吗？
连平:中国境内的国际金融中心应该也必定是以人民币交易为主体和基础。人民币资产的交易流通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基本内涵，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由之路和重要突破口。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有助于上海金融市场功能的培育和健全。在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过程中，上海金融市场的结算、交易、定价及产物创新等功能将随之不断完善；二是能聚集来自全球的市场参与者。在人民币结算、汇兑、投资、融资和各种人民币金融产物的交易过程中，将有更多的境内外市场参与者加入上海人民币市场，而市场参与者的聚集是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一项重要基础；叁是能提升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跨境人民币业务有助于打通人民币的流出和回流渠道，从而扩大上海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使上海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以来，上海地区银行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量持续大幅增长，各项业务创新稳步推进。从当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初步实现2015年的阶段性目标是有可能的。
《上海金融报》:利率市场化从2012年起进入新的时期，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的出台在同一年。在您看来，两者近几年有何相互促进作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如何抓好利率市场化的机遇？
连平:自2012年7月以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入了实质性攻坚阶段。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发展新机遇:一是有利于拓展上海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各类金融市场的规模将进一步壮大，金融市场体系将更加完善，金融资源的聚集和辐射带动能力将得到增强；二是有利于促进上海金融业的产物创新，与利率相关的金融产物创新进一步加快、产物种类更加丰富；叁是有利于激励和推动上海金融机构经营转型，提升竞争力。
反过来，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有助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稳步推进。比如，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债券市场的日趋成熟，不仅能带动完善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结构，同时也是完善利率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环节，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了有效的渠道。
把握利率市场化改革契机，进一步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中央决策部门、各级监管部门及市场参与者共同为之努力。首先，中央决策部门需给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更多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相关的“先行先试”政策，并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引入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其次，上海市金融管理部门需要开展前瞻性的政策预研，为中央后续改革新政的出台做好铺垫和准备，并大力培育利率、汇率等衍生品市场。再次，上海的金融机构更应当锐意创新，加快转型发展的步伐，大力拓展新兴业务和新型产物，实现服务的多样化，探寻新的利润增长点。
《上海金融报》:您是否认同“产物层面的创新将引导所有的金融创新”的观点？您如何评价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的产物创新？您对产物创新有何建议，特别是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名义上加大、但实际波动率低下的环境中？
连平: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来，金融业的创新产物和工具不断丰富，提升了上海金融市场的交易和定价功能。但总的来看，创新力度仍显不足，与我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不相匹配。随着深化金融改革大幕的徐徐拉开，金融产物创新也将迎来新的春天。
未来，推动我国的金融产物创新，可以从几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积极探索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开拓创新。紧密围绕公司的现实需求，设计相关的人民币产物，为公司提供一揽子的跨境人民币综合服务。既要将传统的贸易结算类产物做精、做好，又要注重产物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第二，在债券市场方面，针对当前短期产物偏少的现状，适时推出更多的新产物，完善产物期限结构。第叁，在资产管理市场方面，应对利率、汇率市场化程度提高后日益扩大的资产管理需求，推出更多收益更高的创新型资管产物，强化境内外联动的产物设计理念，丰富产物类型。第四，及时推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衍生产物。
《上海金融报》:您如何看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以银行业为例，如果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充分竞争，中资银行的竞争力是否已经足以抗衡外资银行了？
连平: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及外汇市场等主要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均有了显着提升，上海又走在我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是我国金融市场最为完善、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金融市场的扩大开放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与真正意义上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十八届叁中全会《决定》将“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未来，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还将继续加快，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有所提升。
上海是国内外资银行最为集中的地区。外资银行入华经营以来，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等业务中逐渐显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对中资银行构成了良性的竞争。然而，从长期的竞争格局来看，我国商业银行也初步具备了与外资银行相抗衡的条件。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在本土经营网络及客户资源等方面具有外资银行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外资银行互利共赢的局面。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我国商业银行在国外相对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与外资银行展开直接竞争，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当前，大型中资银行在资本实力方面已与外资银行不相上下，甚至超过了一些外资银行。未来，在优化体制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中资银行还需更有作为。从全球范围看，中资银行规模虽大但不强，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力较小。从境内来看，外资银行虽有长足的发展，但难以撼动中资银行主导的局面。这种格局仍会持续一段时期，但目前已进入格局中多方力量此消彼长的阶段。
《上海金融报》:有人说，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没有真正国际性的跨国金融公司是不可能的。在您看来，真正国际性的跨国金融机构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在中国银行业，有没有真正国际性的银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算不算？中国银行业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连平:跨国金融机构通常具有叁个重要的特征:即战略定位全球化、机构设置超国界性和国际业务经营非本土性。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步伐正在悄然加快，在此方面，大型商业银行发挥了核心作用。近年来，我国的大型商业银行普遍将国际化提升至战略发展的高度，海外网络稳步扩张、国际业务快速增长、国际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境外机构经营业绩和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可以说已经基本具备了跨国银行的形态。然而，与全球领先的跨国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如境外机构布局还不够完善、境外资产占比相对较低、业务结构与客户结构还有待优化。未来，大型的中资商业银行还应该继续加快成为跨国银行的步伐，力争在全球金融战略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通过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不断夯实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为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强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上海金融报》:很多人都说，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是金融人才。您对上海金融人才近几年的发展作何感想？
连平:人才聚集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保障。自2011年《上海市金融领域“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颁布实施以来，上海在金融人才建设的各个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尤其是海外金融人才的聚集效应开始逐渐显现。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人才聚集与市场的深度、活跃度是紧密相关的，没有活跃的市场和产物创新，就不可能聚集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因此，继续深化金融人才队伍建设，还需要从市场机制建设这一本源上多做文章，持续建设和不断完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人才引入机制、培养机制和激励机制，努力构建金融市场发展与金融人才聚集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上海金融报》:对于建设中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从政策环境、市场主体等各个角度看，您认为当前最亟需的催化剂或助推器是什么？
连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首要的问题是提高开放度，具体包括加快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可兑换进程，有序、审慎地促进短期资本流动的双向开放，持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开放，可以促进金融市场进一步拓展其深度和广度，加大产物创新力度。我们高兴地看到，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在十八届叁中全会的《决定》中都讲得非常清晰，对于未来推进开放的步骤也有了具体的设计。可以预期，未来在这些方面会实实在在地向前加以推进。其次，是大力提升市场交易的便利度。一方面，市场监管的部分权力可以转到地方上，由地方监管部门来承担，这样有助于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部分监管权限可以由市场组织机构如交易所来具体执行，使管理更加贴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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