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7月17日15:46 来源：金融时报
一、多种因素迭加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
自2010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开始放缓，目前已经连续7个季度。2012年第二季度或为本轮经济增长的低谷，为7.6%，呈现明显的放缓趋势，主要因素有：
首先，出口下降是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在动荡之中，不仅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疲软，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开始下降。国际需求的减弱使中国出口出现困难，出口增速由2010年的31.3%和2011年的20.3%陡降为今年1-5月的7.7%，其中对欧出口从2011年的14.4%下降到今年1-4月的负增长2%，而欧债危机严重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则下降20%以上。对欧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6%，其中欧洲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左右。
其次，投资减速是经济放缓的关键原因。受出口下降和经济放缓的影响，工业公司去库存化明显，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工业投资出现疲态。受地方债务的制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与此同时，因房地产调控，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今年前5个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增速回落4.7个百分点，其中铁路投资增速为负的41.6%。
第叁，消费增速放缓的拖累。尽管基于消费的稳定性，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明显，但今年二月以来，消费的增速也有放缓的迹象，每月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一季度末已低至13%，尤其是居民消费信心发生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
不过，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实施，出口、投资、消费的形势都正在好转。预计第叁季度经济会有所回升，预计为8.2%，全年经济增长会呈现出“前低后不高”的态势，总体能够保持8%以上。物价上涨目前仍处于下降之中，预计叁季度将回落到2%左右，全年颁笔滨涨幅将处于目标范围之内。
二、经济放缓预示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阶段
目前的经济放缓既是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变化的先兆。中国经济可能正在告别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转入年均8%左右的中速增长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国际经验表明，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后增速回落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从亚洲出口导向性大国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第一次下台阶发生在1973年，韩国发生在1997年。具体因素有：
首先，当前世界经济中公共部门再杠杆化与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博弈预示着以去杠杆化为特征的金融危机长期化，变成慢性危机，且时有急性发作的可能。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将呈现长期低速状态，国际需求的萎靡将使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难以持续。
其次，当前投资的减速是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预示着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且相对年轻，使抚养成本低、储蓄率高且储蓄量大，支持了中国的高投资，形成了中间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抚养比将快速上升，储蓄率有下降的趋势，这将对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形成威胁。
第叁，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充沛且成本上升。受此影响，低端工资上升速度加快，这虽然改善了居民收入状况，缩小了收入差距，并为提升消费打下了基础，但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也受到削弱。
第四，资源和环境约束。2011年来，中国耕地面积仅为18.26亿亩，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55%。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愈来愈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叁、采取有效措施稳增长、调结构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是，以消费为重心的内需发动机尚未开足马力，而出口和投资的发动机已开始减速，从而极易导致经济失速。如果说消费增长有赖于居民收入增长这个慢变量的话，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防止出口和投资发动机过分减速，其中稳定投资是预调微调的核心。
鉴于此，改善收入分配、优化经济结构、节能减排和鼓励创新应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核心，而体制改革是政策实施的重心。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以此为中心进行配套，及时实行预调微调，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保持基本方向不变，重在加强政策的预调微调，增强前瞻性和预警性。
首先，财政政策应增支和减税并举，更应强调减税的作用。增支的重点应以补充基础设施建设资本金为主，在扩大财政投资的同时，用杠杆撬动银行信贷；减税的重点应以加快“营改增”为主，并抓紧研究结构性减税方案，争取早日出台。
其次，货币政策在通胀压力减弱的情况下，可通过适时适度的降息降准以及利率市场化而形成的差别利率来扩大信贷投放，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同时，在保持利率为正的情况下，降息也有利于减低国际资本因套利而过分流动的风险。6月份人民币信贷新增9198亿元，显示货币政策的效果正逐步显现。
未来货币政策将采取量价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灵活采用：公开市场上正、逆回购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或调整利率的方式。外汇占款的持续回落需要通过降准和公开市场操作为其补充流动性；在信贷需求不旺的情况下，不仅需要通过降息来降低信贷成本，同时还要通过降准来增加银行的信贷供给，使信贷供求关系回归正常。预期下半年可下调两次存款准备金率和1次利率。
第叁，房地产调控基调不变，加大对住房刚性需求的支持力度。在满足保障性住房融资需求的同时，利用降息等手段鼓励首套房需求。必要时，可对改善性住房需求做一些针对性信贷微调，例如合并对改善性住房需求贷款认房又认贷的操作标准。
第四，将扩大进口和“走出去”投资与稳定出口结合起来，优化出口产物与地区结构。
四、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要顺利渡过转折期而进入新的稳定增长，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推进市场化改革十分必要。
首先，从中长期着眼，加快开放民间投资的步伐。通过提高市场竞争性，促进公司创新能力的提高，改善公司，尤其是垄断性公司的经营绩效。
其次，加快推进价格改革进程。一方面，目前通货膨胀仍在下行之中，为价格改革提供了窗口。另一方面，价格改革也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公司经营管理水平。今年6月8日人民银行允许存贷款利率浮动以来，金融公司有了部分定价权，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加强，商业银行“千行一面”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
第叁，以人民币跨境使用为契机，积极规划现实可操作的人民币全面可兑换的路线图，发挥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作用。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以香港为代表的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把握这一趋势，通过诸如东盟10+3的“清迈协议”和上合组织等合作机制，因势利导，改善周边环境，巩固地区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