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人们需要感谢危机，因为有时危机能够带来变革，而变革往往使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发生巨变。格局之变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中国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金融危机能否倒逼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当传统比较优势下降，经济内生原动力明显不足时，关键在于寻找到启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近日“十二五”规划与《国务院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同步出台，也有“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之义。
预见未来的最好方法，就是去创造未来。纵观世界近代历史，一个个强国的崛起，都是在世界平衡打破和世界竞争格局调整后，抓住重大历史机遇期，迅速转变产业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赢得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从而居于领先地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经济危机，催生了新兴战略产业的萌发，也是中国借机步入经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转型包括三个层次：需求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投入要素结构转型，而这些也恰恰是决定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力。国家把战略新兴产业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就是要开启中国经济发展新的 “蓝海”。
从层次上讲，战略新兴产业可以按照先导、战略和新兴三个层面来划分。先导性产业一般而言需求弹性大，分工链条很长，可以带动一批相关产业的发展，也能提升我国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像新兴制造业和深加工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性产业包括航空航天、卫星和海洋产业以及新能源，是未来提高我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而新兴产业包括智能化技术、新材料和3G以及电动汽车等，物联网既属于战略产业也属于新兴产业。
从发展次序上看，先导产业是核心，可能先起步，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将同步跟进。因为我国目前毕竟还处于工业化初步阶段，肯定还是要通过先导产业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在研发水平上，3G/电动汽车/智能电网和航天技术新材料等，已经有了技术储备和经济基础。所以，这些产业就可以首先启动起来。
战略新兴产业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战略新兴产业能否在中国落地开花、蓬勃发展关键是是否有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即所谓的“经济生态系统”，这也恰恰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应有之义。
在这方面，上个世纪末硅谷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对于中国是很好的启示和借鉴。原先我们一直在说硅谷模式，可能只看到一个技术层面。硅谷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硅谷有深厚的内涵基础，打造了有利于新兴产业发展的经济生态系统，催生出大批的高新公司，催生出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硅谷一直走在全球高科技的最前沿，控制着芯片、计算机、互联网等领域全球高科技发展的步伐和节奏，一度成为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之一。上世纪80 年代中期，美国“硅谷”已跃居为全美九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生产了全美半导体集成电路的1/3、导弹和宇航设备的1/3、电子计算机的1/8，年销售额高达 400 亿美元。1997 年美国硅谷创纪录地新建了3575个科技型小公司，主要从事通讯、软件、电子、生物技术等产业。1997 年其风险资本投资额增长了54％，新建公司多达3500 家。1997 年硅谷公司市值超过了4500 亿美元。目前硅谷已成为世界科技型小公司创业最为密集和成长最为迅速的区域，其令人惊奇的增长也被成为“硅谷模式”。硅谷模式凸现了创业型经济的特征，其本质内涵就是创业型经济的高级形态中包含着“经济生态系”。硅谷是由大学与研究机构、风险资本、人才库、公司家与创业精神、市场服务体系、政府政策与法律体系、关系网络以及创业板市场八大资源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开放生态系统，这些资源系统围绕硅谷高科技公司这个核心，相互作用，形成了硅谷独特的创业集群的组织方式、风险投资的运作模式、新创公司的创业过程、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全球化发展战略。在硅谷, 基础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或新市场的发现, 很快就会引发新一轮创业浪潮, 不断加入的人力资源、新的商业创意、新的风险投资、新的营销渠道和新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手段协同发展，很快又催生出大批新兴的高技术创业公司。虽然硅谷不是政府计划的产物，硅谷是依靠自身得天独厚的区位和资源禀赋自发形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恰恰相反，美国政府在经济、社会和调控性政策的范围内，将创业与创新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提供制度、政策框架，着力打造一个有益于 “灵活再循环”，的产业生态系，进而维持了硅谷新兴公司的持续高速成长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宏观景气。
因此，从这个方面，中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一定要选好发展模式，一定要做全方位的谋划，走好自己的路。中国现在有技术，有市场，关键是如何把技术产业化。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平均只有20%，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60%-80%，这还只是产业技术转化层面，到生产层面后，我国的转化率还不到5%，发达国家是30%。高新技术越高，风险越大，如何打通资本与产业的衔接，以及如何建立动力机制，如何把产业技术转化，如何打造战略新兴产业的“生态系”，是中国未来迫切解决的重要战略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