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中国国际交流中心会议上的发言经适当修改,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文中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注意深入浅出，通过小例子说明问题。感谢《解放日报》较好的安排。丑迟迟辫://迟.肠苍/锄驰蝉惭奥1贰.
在正式发言之前，我想先举一个小例子。假如回到二战结束前，有两个军官，都是非常能征善战的，其中一个眼光比较短浅，只看到自己会打仗；另一个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便开始关注经济问题。战争结束之后，两个人的差距开始显现出来。第一个军官没仗打了，也找不到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只能干着急；另一个军官因为懂经济，成为了管理经济方面的重要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自身和周围条件的变化，有所准备与没有准备差别是巨大的：准备得好，前景广阔；准备得不够，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向后倒退。
“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什么问题
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指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了经济增长徘徊的现象。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国家因为找不到下一步增长的动力，没有很好地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结果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也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回到今天的发言主题。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很多方面的第一步都迈开了，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现在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原来的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受到了挑战。换句话说，原来粗放型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无法持续。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还能不能这样做呢？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就好比去北京，离得远时只要朝北走就行了。今天到了北京城边了，就要考虑到北京哪个地方去，准备做什么，要想好才可以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就需要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中很重要的方面，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已经专门提到，要有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际上就是要明确具体方向，确定下一步改革的基本轮廓。
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指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了经济增长徘徊的现象。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增长动力问题。为什么要强调增长动力？过去的增长动力失效了，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找不到下一步增长的动力，经济就会停滞不前。那么，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增长动力都是什么呢？
中国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放开市场，让市场去做，坚持市场化的方向，这样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当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公司改革。近年来，在有所创新的基础上延续了原有的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特别是土地要素投入，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天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到了效率驱动发展阶段。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 “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提高到质量和效益上来”，这说明，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由质量和效益推动的重要阶段。未来中国经济还要达到创新推动的阶段，因此今天就要开始重视创新这个持久的增长动力。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国家因为没有很好地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结果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比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地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日本和韩国。
我们选取了10多个核心指标，将中国与上述两类国家进行比较，看看我们的优势和不足在哪里。当然，这些指标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中， “人均GDP及其增速”主要描述的是经济发展水平， “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描述效率水平， “居民消费和服务业占比”描述良性经济结构， “教育投入占比”描述人才培养， “收入分配差距”描述社会公平， “单位产出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描述资源约束与污染水平， “劳动力比例和抚养比”描述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
巴西是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巴西相比，我们并不占优势，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巴西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我国目前的人均财富水平和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居民消费和服务业所占GDP比例较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强度较大，二氧化碳排放较多。
我们再和日本、韩国进行比较。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能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两国在收入分配、能源效率和污染排放上有明显的优势，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都较高。日本的问题在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比例下降，抚养比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其他方面如教育、能源、污染、服务业发展等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韩国的劳动人口占比一直相对较低，抚养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劳动生产率不变但增速相对提高。相较于日本和韩国，中国在一些方面的指标还比较落后，比如说污染排放较多，消费占比较低。中国的经济结构还有待优化，产业结构有待升级。
成功跨越的几个关键要素
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增长动力问题，在外部环境构成一定增长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持续的增长动力，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国经济由高增长阶段转入稳定增长阶段的时候，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压力。但中国经济具有一些别的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中国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人口红利”不断衰减、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资源消耗多，是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对于如何解决 “人口红利”衰减问题，有人提出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由现在的60岁退休延长到65岁退休，这种思路我不赞成。只有少数人才对延长退休年龄感兴趣，一般人是不感兴趣的。中国不应轻易走这条路，这是西方国家没有其他办法时采取的方法。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第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第二是培养和利用边远地区的劳动力，从中开发出中国广阔的劳动力市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道。不仅要依靠节流和节约，更要依靠开源。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增长动力问题，在外部环境构成一定增长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持续的增长动力，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
对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国务院最近发布了 《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收入分配为什么重要？因为中国的收入结构是 “两头大、中间小”，高收入阶层和过低收入阶层的人数太多，年收入6万到20万元的中层收入人群占比较少。收入分配改革要把 “两头大、中间小”的收入结构改为 “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国家中比较稳定的阶层，也是整个社会消费的主导力量，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结构意味着中国消费增长、社会经济转型的基础比较稳固，也有利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社会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养老金问题。在 《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到，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养老金的规模很大，要有一个基本的投资方式。养老金比较特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比如说美国，也面临着缺口。在中国，养老金缺口是比较突出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在若干方面都需要做出调整。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一个人一生中，尤其是劳动力，或者说需要交纳养老金的这部分人，他们所交纳的养老金，不仅要能维持他们自身的平衡，还要维持未来全部人的平衡。这说明对养老金要有一个整体上的考量。养老金是长期资金，投资问题非常重要，到底应该投资到什么地方，是债券还是股票，还是其他方式？需要建立一套制度来规范具体的操作。这些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探索，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
还有资源和环境问题，大家也很关注。我想重点说一下环境污染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面对大量的雾霾天气，这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最近大家听说，某些地方用高压枪把污水导入地下。这样做危险很大，会污染地下水，而且不知道到底哪些地方可能会受到污染。假如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水资源又受到威胁，食品安全问题也令人不安，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将会大幅度地下降，这样的发展肯定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也一定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近几年，大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关注也就特别多。讨论的一大焦点是，我们会不会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由高增长阶段转入稳定增长阶段的时候，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压力。但中国经济具有一些别的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中国经济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支撑这个判断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快速发展期。中国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韩国从1962年到2000年，年均7%以上高速增长时间保持了38年，新加坡保持了35年，我国台湾地区保持了49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至少还能保持10多年。中国只要能保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到时候也不怕经济增长下滑到3%-5%，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
中国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工业竞争力问题。中国要培育50到100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要相当于德国或韩国的主要工业实体的水平。同时，还要培养出大量有特色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小公司。
此外，中国的区域经济存在结构上的差异，相当于给经济发展不断地注入动力。这有点类似于德国的经济发展。当年西德的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与东德合并后，一下子带来了新的增长。我们说，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投入才可以带动。我国东部地区基本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西部地区比东部落后十多年，这代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可以轮流提供发展动力。比如说，早期的经济增长点在珠叁角地区，中间转到长叁角地区，最近几年又转到了环渤海地区。环渤海地区作为比较强的经济增长动力之后，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朝什么地方转？中西部，比如说中原经济区和中南地区。这有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正好为我国确立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增长点。
当前，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人口规模全球最大，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我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再加上，我国政府适时进行了战略和政策的主动调整。因此，总体来看，我国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
发展动力如何转换
加快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经济增长动力要转化。现阶段，中国要目标明确、完善机制、保持充足动力、解决难题，要创造自己的成功发展模式，并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借鉴。这要求有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制度设计，甚至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金融危机证明了发达国家完全靠市场是不行的，同样，完全依靠政府也是不行的。所以，要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走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已经看明白中国未来要朝哪个方向走。在现阶段，中国要目标明确、完善机制、保持充足动力、解决难题。中国要创造自己的成功发展模式，并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借鉴。这要求有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制度设计，甚至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比如，美国经济能够拿出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形成适用于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完全依靠原来的理论不行，也不能完全借鉴西方的理论，要在两者之间创造一套独特的、适用于中国的理论设计。
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根本之策是转型。第一是改革收入分配；第二是优化结构，重点是优化工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结构；第叁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第四是鼓励创新。
加快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经济增长动力要转化。中国的发展动力到底如何转换？经济发展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叁大块：出口、投资、消费。如果细化，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方面。比如在调整消费的过程中，会涉及到不同的消费人群和消费层次，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层次又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加上城乡收入差距。在调整过程中会发现，整个过程中是轮番上升，总体是升级的。消费这个动力做得越大，总需求的结构也就越合理。投资在短期内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投资会涉及到政府管控、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司。在达到一定阶段后，投资重在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并保持增长。对于政府来说，该由市场去做的就交给市场，对投资的管控要适度。这样就能慢慢地实现良性的动力转换。
政府管控的模式会走多远，也是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一个方面。中国的改革怎么改？改革就是要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像过去一样高度依赖政府是走不下去的，完全走西方的市场化道路也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怎么走？还是要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金融危机证明了发达国家完全靠市场是不行的。同样，完全依靠政府也行不通。怎样是比较合理的呢？从实际来看，市场化程度多一些，对经济发展是比较有利的。可参照所谓的黄金分割法，比如市场化程度是70%、政府是30%，或者是在某个区间，就能比较合理地解决经济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70%-80%的市场化，另外的20%-30%是政府调控。
收入分配改革要实现收入结构由“两头大、中间小”向 “两头小、中间大”的转变。其中，有一个具体的方面是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城乡基本平衡、收入基本平衡，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基本幸福的生活，相对比较贫穷的少数人都能够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解决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有2.8亿农民，平均每个人经营6.4亩地。这就好比每个人每天的工作只是打打开水、扫扫地的概念， 10分钟或者是1小时就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最好是找到另外的职业，前提是只来1个小时扫地，给500块钱。在找到另外的职业之前，不能先把这500块钱断掉。如果断掉，农民就会急了。假如每个农民都能找到另外挣较多钱的工作，这500块钱就可以去掉，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解决农民问题有很多途径。一部分农民可以走向大城市，或者是中小城市，在城市找到工作，安家落户。另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搞农业现代化。这样分流之后，在城市里的农民如果能够生活稳定，就可以割开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也就是刚才说的500块钱可以不给。这样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也实现了城镇化。这样农村就变成了良田和秀美山川。凡是不耕种的地方，就变成了旅游休闲的地方，变成了古典的村庄，变成了风景区。
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今天我们还要倡导低碳城市和绿色消费，这是长远发展的保障。
（演讲时间： 2013年2月21日）
在正式发言之前，我想先举一个小例子。假如回到二战结束前，有两个军官，都是非常能征善战的，其中一个眼光比较短浅，只看到自己会打仗；另一个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便开始关注经济问题。战争结束之后，两个人的差距开始显现出来。第一个军官没仗打了，也找不到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只能干着急；另一个军官因为懂经济，成为了管理经济方面的重要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自身和周围条件的变化，有所准备与没有准备差别是巨大的：准备得好，前景广阔；准备得不够，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向后倒退。
“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什么问题
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指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了经济增长徘徊的现象。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国家因为找不到下一步增长的动力，没有很好地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结果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也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回到今天的发言主题。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很多方面的第一步都迈开了，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现在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原来的发展方式和发展动力受到了挑战。换句话说，原来粗放型的、主要依靠投资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无法持续。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过去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还能不能这样做呢？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就好比去北京，离得远时只要朝北走就行了。今天到了北京城边了，就要考虑到北京哪个地方去，准备做什么，要想好才可以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就需要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中很重要的方面，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已经专门提到，要有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实际上就是要明确具体方向，确定下一步改革的基本轮廓。
所谓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指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了经济增长徘徊的现象。很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增长动力问题。为什么要强调增长动力？过去的增长动力失效了，有没有新的增长动力？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找不到下一步增长的动力，经济就会停滞不前。那么，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增长动力都是什么呢？
中国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放开市场，让市场去做，坚持市场化的方向，这样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比如当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公司改革。近年来，在有所创新的基础上延续了原有的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特别是土地要素投入，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今天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到了效率驱动发展阶段。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要 “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提高到质量和效益上来”，这说明，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到了由质量和效益推动的重要阶段。未来中国经济还要达到创新推动的阶段，因此今天就要开始重视创新这个持久的增长动力。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国家因为没有很好地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结果经济增长出现了停滞，比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地迈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日本和韩国。
我们选取了10多个核心指标，将中国与上述两类国家进行比较，看看我们的优势和不足在哪里。当然，这些指标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其中， “人均GDP及其增速”主要描述的是经济发展水平， “劳动生产率及其增速”描述效率水平， “居民消费和服务业占比”描述良性经济结构， “教育投入占比”描述人才培养， “收入分配差距”描述社会公平， “单位产出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描述资源约束与污染水平， “劳动力比例和抚养比”描述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
巴西是陷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巴西相比，我们并不占优势，许多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巴西的收入差距比较大，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比较低。我国目前的人均财富水平和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居民消费和服务业所占GDP比例较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强度较大，二氧化碳排放较多。
我们再和日本、韩国进行比较。日本和韩国为什么能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两国在收入分配、能源效率和污染排放上有明显的优势，人均GDP和劳动生产率都较高。日本的问题在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比例下降，抚养比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相对下降，其他方面如教育、能源、污染、服务业发展等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韩国的劳动人口占比一直相对较低，抚养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劳动生产率不变但增速相对提高。相较于日本和韩国，中国在一些方面的指标还比较落后，比如说污染排放较多，消费占比较低。中国的经济结构还有待优化，产业结构有待升级。
成功跨越的几个关键要素
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增长动力问题，在外部环境构成一定增长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持续的增长动力，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国经济由高增长阶段转入稳定增长阶段的时候，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压力。但中国经济具有一些别的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中国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人口红利”不断衰减、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资源消耗多，是我们国家当前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对于如何解决 “人口红利”衰减问题，有人提出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由现在的60岁退休延长到65岁退休，这种思路我不赞成。只有少数人才对延长退休年龄感兴趣，一般人是不感兴趣的。中国不应轻易走这条路，这是西方国家没有其他办法时采取的方法。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第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对一般劳动力的需求。第二是培养和利用边远地区的劳动力，从中开发出中国广阔的劳动力市场，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道。不仅要依靠节流和节约，更要依靠开源。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增长动力问题，在外部环境构成一定增长压力的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持续的增长动力，才能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
对于收入分配的问题，国务院最近发布了 《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收入分配为什么重要？因为中国的收入结构是 “两头大、中间小”，高收入阶层和过低收入阶层的人数太多，年收入6万到20万元的中层收入人群占比较少。收入分配改革要把 “两头大、中间小”的收入结构改为 “两头小、中间大”。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国家中比较稳定的阶层，也是整个社会消费的主导力量，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 “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结构意味着中国消费增长、社会经济转型的基础比较稳固，也有利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
现在，社会密切关注的一个焦点是养老金问题。在 《对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到，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制度。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养老金的规模很大，要有一个基本的投资方式。养老金比较特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比如说美国，也面临着缺口。在中国，养老金缺口是比较突出的。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在若干方面都需要做出调整。从更广的视角来看，一个人一生中，尤其是劳动力，或者说需要交纳养老金的这部分人，他们所交纳的养老金，不仅要能维持他们自身的平衡，还要维持未来全部人的平衡。这说明对养老金要有一个整体上的考量。养老金是长期资金，投资问题非常重要，到底应该投资到什么地方，是债券还是股票，还是其他方式？需要建立一套制度来规范具体的操作。这些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探索，在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
还有资源和环境问题，大家也很关注。我想重点说一下环境污染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面对大量的雾霾天气，这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最近大家听说，某些地方用高压枪把污水导入地下。这样做危险很大，会污染地下水，而且不知道到底哪些地方可能会受到污染。假如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水资源又受到威胁，食品安全问题也令人不安，那么我们的生活质量将会大幅度地下降，这样的发展肯定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也一定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近几年，大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关注也就特别多。讨论的一大焦点是，我们会不会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由高增长阶段转入稳定增长阶段的时候，我们确实会面临一些压力。但中国经济具有一些别的国家所不具有的优势，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中国经济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支撑这个判断的另一个理由是，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快速发展期。中国在未来的10到20年里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韩国从1962年到2000年，年均7%以上高速增长时间保持了38年，新加坡保持了35年，我国台湾地区保持了49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至少还能保持10多年。中国只要能保持5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到时候也不怕经济增长下滑到3%-5%，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
中国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工业竞争力问题。中国要培育50到100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公司，这些大公司要相当于德国或韩国的主要工业实体的水平。同时，还要培养出大量有特色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小公司。
此外，中国的区域经济存在结构上的差异，相当于给经济发展不断地注入动力。这有点类似于德国的经济发展。当年西德的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与东德合并后，一下子带来了新的增长。我们说，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投入才可以带动。我国东部地区基本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西部地区比东部落后十多年，这代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可以轮流提供发展动力。比如说，早期的经济增长点在珠叁角地区，中间转到长叁角地区，最近几年又转到了环渤海地区。环渤海地区作为比较强的经济增长动力之后，我们的经济增长动力朝什么地方转？中西部，比如说中原经济区和中南地区。这有可能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正好为我国确立了不同时期的重要增长点。
当前，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人口规模全球最大，巨大的人口规模决定了我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再加上，我国政府适时进行了战略和政策的主动调整。因此，总体来看，我国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
发展动力如何转换
加快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经济增长动力要转化。现阶段，中国要目标明确、完善机制、保持充足动力、解决难题，要创造自己的成功发展模式，并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借鉴。这要求有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制度设计，甚至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金融危机证明了发达国家完全靠市场是不行的，同样，完全依靠政府也是不行的。所以，要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走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已经看明白中国未来要朝哪个方向走。在现阶段，中国要目标明确、完善机制、保持充足动力、解决难题。中国要创造自己的成功发展模式，并能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借鉴。这要求有一套相对比较固定的制度设计，甚至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创新。比如，美国经济能够拿出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形成适用于中国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完全依靠原来的理论不行，也不能完全借鉴西方的理论，要在两者之间创造一套独特的、适用于中国的理论设计。
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根本之策是转型。第一是改革收入分配；第二是优化结构，重点是优化工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结构；第叁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第四是鼓励创新。
加快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经济增长动力要转化。中国的发展动力到底如何转换？经济发展从总需求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叁大块：出口、投资、消费。如果细化，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方面。比如在调整消费的过程中，会涉及到不同的消费人群和消费层次，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层次又有不同的消费倾向，加上城乡收入差距。在调整过程中会发现，整个过程中是轮番上升，总体是升级的。消费这个动力做得越大，总需求的结构也就越合理。投资在短期内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投资会涉及到政府管控、基础设施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司。在达到一定阶段后，投资重在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并保持增长。对于政府来说，该由市场去做的就交给市场，对投资的管控要适度。这样就能慢慢地实现良性的动力转换。
政府管控的模式会走多远，也是十八大报告中强调的一个方面。中国的改革怎么改？改革就是要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的经济像过去一样高度依赖政府是走不下去的，完全走西方的市场化道路也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怎么走？还是要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金融危机证明了发达国家完全靠市场是不行的。同样，完全依靠政府也行不通。怎样是比较合理的呢？从实际来看，市场化程度多一些，对经济发展是比较有利的。可参照所谓的黄金分割法，比如市场化程度是70%、政府是30%，或者是在某个区间，就能比较合理地解决经济问题。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70%-80%的市场化，另外的20%-30%是政府调控。
收入分配改革要实现收入结构由“两头大、中间小”向 “两头小、中间大”的转变。其中，有一个具体的方面是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城乡基本平衡、收入基本平衡，全国人民都能过上基本幸福的生活，相对比较贫穷的少数人都能够享受基本的社会福利。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解决 “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中国有2.8亿农民，平均每个人经营6.4亩地。这就好比每个人每天的工作只是打打开水、扫扫地的概念， 10分钟或者是1小时就做完了。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最好是找到另外的职业，前提是只来1个小时扫地，给500块钱。在找到另外的职业之前，不能先把这500块钱断掉。如果断掉，农民就会急了。假如每个农民都能找到另外挣较多钱的工作，这500块钱就可以去掉，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解决农民问题有很多途径。一部分农民可以走向大城市，或者是中小城市，在城市找到工作，安家落户。另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搞农业现代化。这样分流之后，在城市里的农民如果能够生活稳定，就可以割开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也就是刚才说的500块钱可以不给。这样就不会影响社会稳定，也实现了城镇化。这样农村就变成了良田和秀美山川。凡是不耕种的地方，就变成了旅游休闲的地方，变成了古典的村庄，变成了风景区。
中国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今天我们还要倡导低碳城市和绿色消费，这是长远发展的保障。
（演讲时间： 2013年2月21日）
